生产这些零配件，要靠高精度的机床，只有机床才能大批量生产符合精度要求的各类产品。
文章作者引用有司公布的数字，对一个火车工场维持正常生产能力所需要的人数进行归纳，其中包括配套的各种工场、作坊及运输行业需要的雇员。
大概的数字，是五十万人，因为整个火车制造行业涉及到众多机械加工、冶金、润滑油、化工行业，所以涉及人员很多，还不包括煤、铁矿业的从业人员。
这只是火车制造，铁路的修建，需要专门的施工队伍，需要机加工厂生产铁轨、道钉，需要架设电报线路，需要伐木场提供大量的木材。
需要采石场提供大量碎石，需要化工企业提供大量防腐剂来处理铺设铁轨所需枕木。
由此，又牵扯到大量原材料供应行业。
若以铁路运输整体而言，还涉及沿线站点管理、护路养路，总体而言，涉及的雇工，超过一百万人。
这是陆地运输，加上火轮船的水路运输，又要更多人。
因为车、船都是用蒸汽锅炉做动力，都要烧煤，都需要机加工工场，所以铁路运输和火轮船运输业的从业人员多有重合，按照有司的初步统计结果，新兴的蒸汽动力交通运输业（水、陆），累计需要二百万人直接或间接参与。
这些人，从事的行业不同，既有分工生产，也有合作生产，一环扣一环，缺一不可。
徐文远放下放大镜，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渗出的些许汗珠。
文章作者的辩论思路和他之前想的不一样，对方不是引经据典，而是用数字来“恐吓”读者（他）。
“两百万人”这个数字，真的很“惊悚”。
两百万人，若大家都为了做孝子回家奉养双亲，朝廷去哪里找人来填补这个巨大的人数空缺？
作者的反问，徐文远一时间答不上来，他知道正如“家国同构”的观点不容挑战一样，朝廷是不可能废除火车、火轮船、蒸汽机械的。
而文章作者直接用了一个名词“工业化大生产”，来阐述如今的王事起了巨大变化。
朝廷（天子）为了实现相对公平的分工，势必要进行一系列的“变法”，才能有效维持“工业化大生产”，标准倒也简单，那就是量才而用，能者多劳，多劳多得，奖惩分明。
天子之民，若是家中独子，就该回家孝顺双亲。
若有兄弟，那么兄弟之间相互分工，一人孝顺双亲，其他人外出务工，为王事四处奔走，用劳动所得的一部分供父母开销。
这样的分工、合作，难道不是两全其美之策？
一千多年前的姬周时期，王事和农桑密切相关，但现在，王事之中除了农桑，还有工商。
农桑需要合作，所以需要家庭成员聚居，一起开荒、种地，一起开挖沟渠、水井以灌溉农田。
但工商不同，虽然也需要合作，但更强调分工，不需要大家聚在一起，譬如有了蒸汽抽水机，就不需要那么多人浇地，这些人，可以去做别的事情。
文章作者认为：家国一体，王事等于国事，但国事的构成变了，工商所占的比例大幅增加，百姓们要为工商而忙碌。
家国同构，国的结构没变，依旧是君君臣臣，家的结构也没变，依旧是父父子子，但是，既然国事的构成变了，强调分工及合作，那么家事的构成随之而变，强调分工及合作，不是理所当然的么？
这种时候，还强调家庭要“同居共财”（合作），拒绝“别籍异财”（分工），那就是不利王事，形如刻舟求剑。
看到这里，徐文远放下放大镜，呆坐半响，再拿起报纸继续看下去。
他认为没人可以挑战“家国同构”的观点，而现在，挑战者确实没有挑战这一观点，反倒是运用这个观点，对细节给予“新解”。
然后反推过来，论述国事变化，家事也得跟着变化。
作者在文中对农桑和工商的生活状态做了区分，进而阐述“同居共财”和“别籍异财”的特点。
同居共财就是大家族聚居，子孙们一起生活、务农，一起照顾祖父母、父母，族人之间相互协助，一起对抗天灾，这就是农桑时代的日常生活特点，总体而言强调合作。
但是，如今工商大兴，粮价、布价持续走低，靠种地的收入，已经无法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开支，所以需要别籍异财，家族成员相互分工，适当合作，才能更好的生活下去。
长子（或嫡长子）、长孙（或嫡长孙），留在家乡，守着土地、祠堂，守着祖父母、父母生活，尽孝。
其他成员，可以在家务农，也可以外出务工，乘着工商业大兴的东风，在别处安家落户，靠着务工所得，一样能过上不错的日子。
再把一部分工钱汇回家乡，让父母过上好日子，吃得饱，穿得暖，这也是孝顺。
有了子女，可以送回家乡让父母帮忙照顾，既让父母含饴弄孙，又解了自己后顾之忧，情亲不断。
如今邮政发达，又有电报，亲人之间的联系方便许多，即便分居各地，也能相互照应。
朝廷挖运河、修铁路、开山辟石修官道，又清剿贼寇，保境安民，水陆交通越来越便利，越来越安全（相对），外出务工、定居的家庭成员，逢年过节依旧可以很方便的回到家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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