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宫，书房，宇文温正在“备课”，对收集起来的资料进行整理，因为坐的是高脚坐具——椅子，所以翘着二郎腿，还优哉游哉的晃脚。
前日，政事堂通过了《钦定大周商律》，宇文温很高兴，面上没什么，心情很激动，结果在离开政事堂时，一不留神把门槛踢烂。
也亏得他的靴子宛若“防砸劳保靴”，装着铁制靴头，所以脚趾才没有遭殃。
那么问题来了：堂堂天子又不用下工地，穿个“防砸靴”是为什么？
防刺客。
要是有人敢近身行刺，老子一脚把他踢得倒地不起！
宇文温如是想，他一直提防刺客，毕竟当年自己就是弑君的刺客。
所以即便有侍卫跟随，他觉得自己也要有所准备，毕竟齐王高澄都能在戒备森严的王府里被厨子砍死，他没道理一点防备都没有。
宇文温收回些许发散的思绪，看向案上的资料。
吵了半年，杞王宇文理的议案几经修改终于通过，而专门《商律》也拟定好了，但这只是热身，宇文温还要搞事，一搞就要搞大事，非得把官场搞得鸡飞狗跳不可。
那就是对大周律进行修订，增加一些新内容。
自古以来，中原历朝历代的律法，基本上可以用一个字概括，那就是“刑”，若用两个字概括，那就是“刑罚”。
所以，历朝历代的“某某律”，基本上都和刑罚有关。
若以后世的名词说，这些“某某律”可以归入刑法。
至于民法，没有，也不会有什么完整的商法，所以古代律法往往重刑事而轻民事。
现在《商律》（商法）有了，《民律》（民法）该不该有呢？
回答这个问题，首先要搞清楚民法是什么，宇文温不是法律专业出身，无法做出准确解释。
他大概知道民法是保护公民（及法人）民事权利、民事财产的法律，说直白点，就是保护私人财产和权利的法律。
现在，法律体系的建设中，既然有了《商律》，就该有《民律》，否则不公平。
宇文温考虑过这个问题，但当他仔细一研究，发现要立《民律》，比立《商律》困难多了。
甚至比登天还难。
原因很简单，封建王朝的社会土壤，根本就不可能让《民律》（民法）这种“杂草”长起来。
如果要立《民律》，可以说要将整个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、社会秩序甚至统治秩序掀翻，宇文温觉得自己要是敢这么做，等同于在大朝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宣布自己不是人，是猴。
甚至只是放出立法的风声，过不了多久，就会有谏官抬棺上朝死谏：皇帝发疯，这么下去必然礼乐崩坏，不劝不行了！
抬棺死谏这种事要是发生，等同于宇文温被当众打脸、声望骤跌，因为只有暴君或昏君才有这种待遇。
大象年间，天元皇帝宇文赟施政昏庸残暴，就有铁骨铮铮的乐运抬棺死谏，宇文温可不想和宇文赟这鸟人享受同等待遇，行事自然是要慎之又慎。
毕竟有句话说得好：领先时代半步是天才，领先一步就是疯子。
宇文温明白，立《民律》一事难如登天，因为现实之中没有《民律》存在的基础，原因很复杂，但也能概括出几个来：
其一，儒家思想强调“重义轻利”，这种价值观让义和利对立起来，认为义高于利，认为获取财富必须遵守伦理道德，甚至主张义可以取代利。
自西汉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，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就愈发深入人心。
无数人舍生取义的事迹被传为美谈，而在义面前，正人君子耻于谈利，所谓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，人们的权利观念极为淡薄。
那么，律法自然而然就排斥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主张。
其二，“古代”有“礼”，礼和法结合成为礼法。
礼法规定了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，礼所包含的宗法，又规定了贵贱上下、长幼有序等等，礼法存在于各个阶层，社会是宗法社会。
上至朝廷，下至村落，礼法（宗法）约束着民事行为。
族人之间有利益纠纷，自然有宗法来调解；族人和外人有利益纠纷，自然有宗族出头；宗族和宗族之间有利益纠纷，要么是官府“春秋决狱”，要么就是宗族械斗。
所以，在宗法社会，官府对于发生在民间的婚姻、财产、土地、财物纠纷，可以通过乡里乡亲、宗族的干预予以平息，这让地方官省了许多事，避免了许多诉讼。
于是，官府强化宗法族规，让宗族来处理这种纠纷，个人权益很难获得律法保护，民法的生存空间很小。
宇文温自己琢磨出一个结论：在“古代”，礼就承担着民法的职能。
其三，封建时代讲究“家国一体”，君权、父权、夫权充斥各个阶层，强调家族、宗族，所以社会的主体是宗族以及家族、家庭（户）。
至于个人，属于“家（户）”这个伦理实体，对于律法而言，个人是被忽视的。
历朝历代，统治者的立法重点主要在于维护统治上，统治者更习惯于运用刑法或行政法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关系，以刑事责任代替民事责任，对于私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一直忽视。
千年以来的传统，深入人心的观念，根深蒂固的“礼法”，使得当前社会根本就没有《民律》生存的土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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